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魏小安谈改革开放40年中国旅游行业的发展。（伦晓璇 摄影）

　　中国网：中国国内旅游在经历了初期的市场培育之后，伴随着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不断增长。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50．01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12．8％。中国接待入境游客13948．24万人次，同比增长0．80％，规模总量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需求日益旺盛。2017年中国出境旅游市场达到1．31亿人次，出境旅游花费1152．9亿美元，同比增长6．9％与5．0％。2017年，出国游的比例持续提升，占到出境游总数的33．3％。

　　中国网：往后到了，比如20世纪90年代国家提出要把旅游行业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此国家都出台了哪些改革措施呢？

　　魏小安：1998年一个大的国际背景就是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冲击很大，所以很自然我们国民经济需要培育新的增长点。在那个时候，我们组织了一次会，就是旅游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的高层研讨会。那次会议来了不少大领导，而且会议的观点领导都接受了。所以在写文件的时候就把这个东西写进去了。1998年提了三个经济增长点：第一是旅游，第二是房地产，第三个是电子商务。这说明我们在实践当中有了这个认识，领导很快就接受了这些观点，形成了国家政策。从那个时候之后，国务院出台了几个文件，国办也出台了几个文件。应该说旅游那几年的发展也确实比较争气，一个国民经济增长点迅速培育出来了。

　　中国网：当时旅游行业都发生了哪些具体的变化？

　　魏小安：那个时候大的数据的变化很多，基本在五年之内旅游翻了翻，因为在这之前就已经上了一个大台阶。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来了，20世纪末中国旅游业要创汇100亿美元，实际在1996年这个目标就实现了。那个时候旅游局局长还专门去给小平同志当面汇报了一次，小平同志很高兴，这是一个大的时间节点。1998年国民经济增长点之后，一个大的事件就是国务院连续下了几次文件，这几次文件不光是旅游（局），在其他部门和行业，旅游的份量都加进去了，中央重视的态度很清楚。

　　第二，地方开始重视。一系列的工作开始了，集中创造了一些新的模式。比如旅游发展大会的模式，那个时候从四川开始，旅游发展大会很有效，所以迅速在全国推广。一直到今天，各个省还都把召开旅发大会作为一个重要的方式。

　　第三，其他部门的介入。比如1998年的时候国家明确了林业政策，林业政策最大的变化就是不能砍树，为了环境不能砍树。所以那个时候国家具体安排了很多政策，比如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等。这些政策就涉及到我们上千万的林业职工怎么办？不能砍树只能种树。种树靠国家财富转移支付是可以的，但是只能养活这些人，无法提升、无法发展。所以林业部门自然而然就提出不能砍树我就看树，我把采伐经济变成采摘经济，整个林业部门在转型。所以，林业部门对旅游的重视程度不亚于旅游局，而且各个部门都发现在旅游这个新的增长点上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发力之处。所以地方重视、部门融入，这就构成了一个新的发展格局。这个发展格局一直到今天始终是持续的。

　　中国网：进入新世纪，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人开始慢慢出国旅游，出境旅游火爆的背后您觉得哪些关键的因素起到了一些推动作用？

　　魏小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发展。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出境旅游需求就起来了。现在中国已经达到将近1万美元，这个阶段正是出境旅游最火爆的时期，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大家有这个能力了，不仅是有这个需求。

　　第二个原因就是政策开放。1997年国家旅游局召开了一次出境旅游工作会议，提出来要大力发展入境旅游，积极发展国内旅游，适度发展出境旅游。虽然说的是适度发展，但是毕竟出境旅游已经被纳入了整个框架体系。我们三足鼎立的需求格局形成了。

　　所以从那以后，很多具体的政策就跟上了。比如原来出国办手续非常复杂，后来手续越来越简化；比如原来出国的时候换点外汇也很难，之后换外汇非常简单等等一系列的改变。从运营格局来说，我们的旅行社做入境旅游有难度，做国内旅游效益不高，只有做出境旅游那个时候效益还比较高，所以大家一窝蜂都去做出境旅游。

　　当然这是有一个历史过程，一开始叫港澳游，在80年代就开始了，之后就是边境游，港澳游、边境游进一步发展自然而然就是出境游。所以现在出境游已经变成中国旅游的一个重头，中国现在已经变成世界出境旅游的第一大国。去年1．2亿人次出境，海外的境外花费2570亿美元。这个数据不得了，所以各个国家都看重中国的市场，态度都非常积极。

　　中国网：出境游的火爆您觉得带来哪些经济和社会效益？

　　魏小安：第一，出境游让中国人的眼界开阔了。这是一个社会效益，而且这个社会效益的后续影响无穷无尽。我们原来总是喜欢关起门来自吹自擂，现在中国人一出去才发现我们在有些地方还有不足，我们觉得外国有些地方也没有那么好，就有一个比较。这个比较的过程很重要。

　　第二，就是国民素质。国家旅游局抓文明旅游抓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我们得客观来看。比如一年我们1．2亿人次出国产生了10件、8件不文明的事情，按比重来说才千万分之一，我们何必把这个事情看得那么重。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过程。我们的国民走过几次了，外国的规矩也懂了，他们自然能够调整。

　　第三，文化的冲撞和文化的调整。有些东西是文化问题。比如中国人一说话高喉咙、大嗓门，这是个文化问题，这不是文明问题，但是我们觉得很不雅。那我要问一句了，你以谁为参照系？比如日本人吃面条响得不得了，日本人就是这个习惯，他觉得这么吃才香。欧洲人吃面条是卷起来拿叉子吃，哪种好啊？这无所谓好不好，这只是一个文化问题，我觉得这些东西不必看得过重。但是有过出国的体验，国民素质自然而然就上升了，这是从社会文化这个角度来说。

　　从经济来说，实际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在释放中国的消费能力。这种中国的消费能力，我们释放到世界，对中国是有利的。比如最近中美贸易战，我就觉得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意识到，老说我们货物出口顺差有多少，我就问一句，服务贸易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有多少逆差？我想中国人在美国留学也好、旅游也好、商务谈判也好等等，这些花费恐怕一年不低于200亿美元，我们都忽略了为什么不谈呢？这是中国人对美国经济的一种贡献。中美贸易谈判这一块应该浓墨重彩谈一谈，这是从经济角度来说。而且一定意义上，多年以来我们是把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当做一张外交的牌来打。比如我开放你这个国家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目的地，这是一张外交牌。实际上除了外交牌，还有一张经贸牌。所以我们的思路要宽广一点，全面把握、全面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