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

　　“一款地道的‘成都造’引领了汉晋酒徒的时尚风潮，带给丝绸之路脉动力量，带给文人酒客千古豪情。”10月22日下午，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共讲座之一——“我有一樽酒”在成都锦城一中开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从一件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汉代成都造酒樽讲起，带听众走进“樽”这种独特的盛酒器具，理解“成都制造”的历史工艺水平和文化内涵。

　　□本报记者 吴梦琳

　　去年在成都举行的“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上，一件来自故宫博物院馆藏的鎏金铜斛引起了王仁湘的关注。

　　王仁湘介绍，这件文物分为上斛下盘两部分，通体鎏金，通高41厘米，盘径57.5厘米。“名字为斛，但这实际上应该是樽。”王仁湘说，斛主要是容器，而樽是汉晋时期较为流行的盛酒器，那个时候还没有酒瓶和酒壶，酒盛放于樽中，再用酒勺舀出来饮用。

　　在文物的承盘口沿下铸铭文一行，共62字：建武廿一年，蜀郡西工造乘舆一斛承旋，雕蹲熊足，青碧闵瑰饰。铜承旋，径二尺二寸。铜涂工崇、雕工业、涷工康，护工卒史恽、长汜、丞荫、掾巡、令史郧主。

　　“这段文字信息量很大。”王仁湘介绍，它告诉人们这件器物的产地为蜀郡、产出时间为东汉建武廿一年（公元45年）、制作它的工匠名字，而“乘舆”二字正表明了这是一件皇室用具。

　　有一个重要证据，就是河北邯郸张庄桥2号墓曾出土一个“大爵酒樽”，形制与这件酒樽基本相同，其上同样也有铭文：建武廿三年，蜀郡西工造乘舆大爵酒樽，内者室、铜工堂、金银涂章、文工循、造工业，护工卒史恽、长汜、守丞汎、掾习、令史湆主。

　　“这两件酒樽相差2年时间，你看记录的工匠名字和职责中，有史恽、长汜等重合的重要信息，说明不仅是当时成都同一个工厂的产品，而且也有同一批人参与制作。”王仁湘说。

　　讲座现场，王仁湘还为观众展示了大量汉晋画砖上的樽图像，在很多宴饮场合和乐舞场合，都可见酒樽。“还有一些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也有酒樽形象，包括在成都博物馆馆藏中也能看到。”王仁湘说，也许很多的酒樽都是蜀地制造的，交付皇家订货后，更多的产品会投放市场，所以蜀地的富豪有机会得享同类款式的酒樽，在成都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就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宴乐场上有大樽和小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