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遗址本次发现的石雕作品绝大多数为雕刻于石块一侧的单面雕刻。资料图片

　　石峁遗址发现的石雕作品雕刻内容分为符号、人面、神面、动物、神兽等，有的以正脸的神面为中心，两侧对称雕出动物和侧脸人面，体现出成熟的艺术构思和精湛的雕刻技艺。资料图片

　　本报西安1月3日电（记者张哲浩、杨永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日前公布了石峁遗址2018年考古工作重大发现，在该遗址核心区域皇城台的“大台基”南护墙区域，发现了30余件精美石雕。

　　据了解，这些石雕作品绝大多数为雕刻于石块一侧的单面雕刻，以减地浮雕为主，雕刻内容可分为符号、人面、神面、动物、神兽等，有一些画面长度近3米，以正脸的神面为中心，两侧对称雕出动物和侧脸人面，体现出成熟的艺术构思和精湛的雕刻技艺。

　　“这次发现会冲击我们关于中国早期文明的认识，这又是一次石破天惊式的发现，所有的人都很吃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动情地说。

　　据介绍，本年度考古发现的这30余件石雕作品，集中出土于“大台基”南护墙墙体的倒塌石块内，有一些还镶嵌在南护墙墙面上。从层位关系来看，“大台基”南护墙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从使用背景观察，这些石雕可能来自其他更早的高等级建筑，系“旧物新用”，在修砌“大台基”时嵌入南护墙。目前看来，这些石雕与4000多年前石峁先民砌筑石墙时放置玉器、起修建筑时以人头奠基的精神内涵相同，代表了石峁先民对皇城台“大台基”的精神寄托，赋予皇城台“大台基”精神力量。

　　孙周勇表示，石峁遗址本来等级就很高，它是古国或王国的一个都邑性的城址。而2018年新发现的这些石雕是在城址最核心区域的大型宫殿类建筑的一部分上发现的装饰。以前发现的是单体石雕人头像，这次发现的是墙体上的装饰，成组地出现在宫殿建筑的外墙属首次发现。这些新发现的石雕图案布局和构图都非常讲究，有中国传统的对称性，布局很严谨，题材也很丰富。有动物，有神面，有人像、人脸，有动物的纹饰，还有一些相当于图案性质的石刻。从雕刻技法来说，也很成熟。“这是一个大型的建筑遗址，我们叫它‘王的居所’，而这些石雕则是王的城的最核心宫殿的装饰品。我们可以据此想象，当年的建筑是何等豪华和壮观。由于这些建筑大部分已经损毁，现在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孙周勇说。

　　据孙周勇介绍，从这次发现的石雕概括来说，有几个意义：整个石峁城址建设可以说是固若金汤，建筑技术非常考究，再次说明它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这些图案也对中国后来商周时期流行于青铜器上的纹饰风格形成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也有考古工作人员认为，这些石雕或许与东北地区早在兴隆洼文化时期、红山文化时期出现的石雕人像，共同构架起中国北方地区的石雕“传统”，在中国史前文明中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因素，影响到“后石家河”玉器、二里头绿松石“龙”，甚至商周青铜礼器的艺术构思和纹饰风格。同时，这些石雕与中国西北甚至中亚地区“草原石像”之间存在的某种“关联”，或为4000多年前欧亚草原文明东西交融互动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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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地处黄土高原北部的黄河西岸，毛乌素沙漠南缘，坐落在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北岸的梁峁上。碳十四系列测年及考古学系列证据表明，石峁城址初建时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早期阶段城址，被誉为“石破天惊”的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它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多元性的再反思，对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国家形成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石峁遗址分内外城，拱卫核心区域——皇城台。2012年迄今，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了外城东门址、内城韩家圪旦高等级墓葬区、城外樊庄子“哨所”等地点。外城东门址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由内、外两重瓮城、门道、包石夯土墩台、门塾、马面等设施组成，周边地层及遗迹中出土了玉铲、玉钺、玉璜、牙璋、陶器、壁画和石雕头像等重要遗物，尤以“头骨祭坑”及“藏玉于石”现象尤为引人注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外城东门址所见的内、外瓮城及马面等遗迹系国内确认的最早同类城防设施。

　　皇城台考古工作启动于2016年，迄今持续工作3年，主要集中在东护墙北段上部、皇城台门址和顶部大台基区域，收获重大。

　　皇城台为一处四围包砌石砌护墙的高阜台地，位于内城中部偏西，整体呈顶小底大的“平顶金字塔”状，是石峁城址内城和外城重重拱卫之核心区域，三面临崖，仅东南部以“皇城大道”与内城相接。

　　2018年，考古人员的工作重点是对皇城台台顶格局和轮廓的认识。截至目前，考古人员了解到皇城台台顶的一些大型建筑坐落在一处“石包土”的大型台基上，大致呈南北向长方形，暂称“大台基”。目前已知大台基东西宽约80米、残高约4米，南北长度可能在120米以上。（本报记者 张哲浩 杨永林）